译者介绍：吉辰，现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（珠海）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，研究方向为近代中日两国的政治、外交与军事，著有《昂贵的和平：中日马关议和研究》（三联书店，2014），在《近代史研究》《中华文史论丛》《史林》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。
在支那成为问题的今日，四十余年前日清之役时胡作非为的我那不堪回首的往事，勾起了人们的记忆，有二三家报社与杂志社前来听这段旧话。
回想起来，我的事件从时间上讲只有极短的一刻间。而在传记大部告成之时，我觉得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。
人生的毁誉褒贬之类，充其量是如同尘芥一般的存在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此前各色人等所写的关于我的记载，给我扣上了不实的罪名，恶语相加。未能脱俗的我，对此相当恼火。说起来，要是事情被搞错，即使得到赞赏，也是会让人觉得很惶恐的。
抱着反正要写的观念，我在昭和七八年左右由自己执笔，将往事的概略写下来并加以增补，准备将其公之于世。也不顾虑什么，也不炫耀什么，把事情的本原赤裸裸地写下来。按我的想法，别人读也好，不读也好，就由别人去吧。
明治廿六年的春天，支那政府唆使名叫洪钟宇的恶间谍，将我们的金玉均诱至上海暗杀。金玉均本是朝鲜人，但因与朴泳孝等一同计划力挽狂澜的事业，未就其绪，早为反对党所忌，于是亡命日本，改名岩田周作，差不多已经完全成了日本人。以头山先生[1]为首的我国有志之士，待金、朴如同胞之亲，为达成彼等之目的而努力。
支持朝鲜事大党一派，以毒辣骗术令金玉均被暗杀的支那政府，分明是在向日本挑衅，侮蔑日本。这不是日本的公敌是什么？这当然算是日清战争爆发的一个起因。
在朝鲜的古阜这个地方，东学党的暴动者因为对当时的为政者有所不满，揭起了反旗。朝鲜政府立即讨伐，但被打得大败逃归。
官吏之中，有支那党，亦有日本党。支那党的一派，早已发现这一机会，打算为镇抚东学党借用支那兵力，以此为开端在政府内部扶植支那势力，继而扩张自己支那党的势力，连忙借当时的支那驻朝鲜公使[2]，有着干练好评的袁世凯之手，向支那寻求援兵。支那政府就像地主见到有人来借高利贷一样，高兴地居为奇货，答应了这个要求。转眼之间，派出了几个大队的援兵，在牙山登陆。记得那是在明治廿七年五月左右。是为日清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。
根据明治十七年缔结的天津条约，日本和支那对朝鲜内政都不得有任何干预。条文明文规定，如有不忍旁观之事态发生，在日支两国不得不出兵之情况下，一定不能单方面擅自行动，须得通知对方，寻求同意。然而支那仅发出一份通牒，也不询问日本的意向，便恣意出兵了。开战的第一条件，就是这明目张胆之举。
不难尽杀锵锵，夺取万里长城，再走一里半便是北京城，陆军万岁海军光荣，欣慕欣慕欣慕，愉快愉快愉快。
当时和今天不一样，别说收音机和留声机，连乐谱都没有，这首歌却流行起来了，实在是很了不起。
不管是谁唱，都在原文“锵锵秃头”的“秃头”前面，加上一个“臭”[9]字，成了“臭秃头”，调子拔得更高，弄得切齿扼腕，威势大张。
写这首歌的是谁不清楚，不过最开始唱着这首歌走路的小贩，是个年纪大约三十多岁，身材高挑的妇人，用带点乡下口音的不怎么动听的声音唱着。这么一个人，常在哪个路口见到。而过了不到两个月，酒馆的小伙计自不用说，连从练习场回来的虎背熊腰的大汉们，都一边敲着澡堂的板壁，一边唱着“恰恰啦卡锵”。歌词朗朗上口，曲调有趣，不仅是流行，实际上酣畅地表达了那个时代民众的意气。由此可以判明，国民憎恨支那的感情有多么炽热。
明治廿七年六月开战以来，日军破旅顺，略盖平，平营口，到处显示着优势。战必胜，攻必取。支那最为倚赖的威海卫的所谓北洋舰队，三四日内便完全被粉碎了。我们不觉得支那有这么弱，而觉得日本实在太伟大了。
西洋各国的议论，尽管各种各样，没有一定之由，但大体上认为日本当此之际会放过支那，以相当的条件议和。如若不然，执意要乘战胜之势，加以彻底膺惩的话，如果不幸一败涂地，那么以往的颜面就都丢尽了，这样也是无法可想。如果幸而征服支那，要订立城下之盟，就会变为穷鼠啮猫之势，支那当会死战到底，那么结果对日本就不妙了。这样的论调，其意是站在支那一边胁迫日本呢，还是对支那的国民性完全不了解呢，在日本人看来，是无法判断清楚的。
日清之间展开战端之后，日本立即召集临时议会，平日八字不合的政府与议会，连一个发牢骚的也没有。在当时算是金额巨大的一亿五千万元的军事费，马上就得到了通过。连我们日本国民都感到意外，敌国支那自不用说，即使是西洋各国也会感到相当惊讶吧。同胞三千八百万人的战斗意志，那时就已经气吞支那四百余州了。
根据我的记忆，明治十五年夏天左右，有一群暴民从京城[11]的中心鼓噪而出，烧毁了我国的公使馆。据说这是支那唆使什么朝鲜人干的。[12]
明治十七年，事大党与独立党在朝鲜国内争斗不休。当时的支那公使策动事大党制造混乱，在我国公使馆放火，向我国同胞开枪。[13]
伊藤博文氏与李鸿章会面，为缔结后来所谓的天津条约而前往天津，就是在那时。在总理衙门的内室和妖媚的官妓混在一起，让她唱支那的安来节[15]一类的歌，做着巫山戏的李鸿章，因为从日本来的叫做伊藤的家伙来了，不得不去见个面。完事之后，又说接着听刚才的歌，就像没睡醒一样，慢吞吞地从会客室走出来，傲态摆得十足。这样的传闻散播开来，正是在那时。
回想起这样的故事，即使不是伊藤氏身边的人，也会气炸了胸膛。引起公愤的李鸿章，终于不得不作为战败国的使节前来日本，这样的传言在二月中旬左右渐渐传入了耳朵。这对于血气旺盛的我们来说，是再愉快不过的事情了。
以今日的支那观之，说好听的，或许可说果然是大国民的胸襟，但其实说是无药可救、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国民性才对。但是，当时麻木到了那种不可收拾的程度，是谁也想不到的吧。今天想来，就像大块头的人血行迟缓一样，四亿百姓散在四百余州，处处都是人身大穴，稍作诊疗也是困难的事情。这就是所谓迟钝的大国民景象。
那个时候，光是听到这种事情，头脑或许就无法保持冷静了。被揍会觉得痛，那么就还有生理机能。如斯者不是空口来教的，而是用拳脚来教的。如此说来，如果诉诸兵力加以惩戒，一定能够醒悟。在此怎么做才好呢？考虑到此节的人，大概不只是我一个吧。
对国际法一窍不通自不必说，连婚丧的致辞也不大清楚的书生，旁若无人地盘算着怎样把支那好好收拾一顿。就在思量的当口，名叫张荫桓、邵友濂的两名支那三流政治家，带着四五十名家仆眷属，以德国[16]的名叫科士达的国际法学者充作顾问，前来敌国日本的旅馆住宿。因为担心饮食被下毒，连米味噌、酱油、锅釜都带着，远道跑到广岛来。记得那是二月末的事情。
实际上只不过是乞和使，但名义上还充着场面，叫媾和使。然而，他们因为不具备资格，与伊藤谈判委员匆匆会谈之后，便马上被逐走了。穿着演马戏一样的东缝西补的衣服，打着庙会上用的阳伞，简直像被大雨浇成落汤鸡的“叮咚帮”[17]一样，哭丧着脸上船的西洋景，真是值得一看的。
于是，大头子李鸿章终于不能不出面了。当他本人前来的新闻渐渐传开的时候，我不自禁地感到了胸中的躁动。随之什么话也说不出，只有头脑发热的感觉。
那时报纸的活字，二号就是最大的了。每天看到报纸上用那二号活字排出消息，说李鸿章就要作为媾和使前来日本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地，我渐渐变得忧郁起来，连自己都感觉到了。原来就是直来直去光拉车不看路的性格，头脑稍微一发热，自然而然地就除了目的之外什么也不顾了。归根结底，这就是犯下错误的根本原因。
听说西洋的战争，剑戟刚刚相交，连像样的战事都没有，只要认为有讲和的必要就会讲和。如果打了仗，讲和是很容易的。
这是和日本人不一样的地方。要让日本人来说，男人一旦拔剑相向，不管是国与国的战争也好，个人间的争斗也好，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讲和的。意气也是这样，不到达目的地绝不罢休。这就是人生意气催生的行为方式。什么用算盘计算得失，是绝不可能的。
不管面临什么情况都忘不了算盘的西洋人，为了功利，有着可以中途而止的变通之才。这和日本人不一样。为人处世，这种方式没什么大错。但是，由利害所趋而变化融通，不管是目见耳闻都让人厌恶。“何必曰利，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当为孟子所笑。
支那人多半似乎有着对世界之大势毫不介意的大国民神气。视朝鲜为属国，视日本为小国，唯独自夸为世界之大国，就是这样半身不遂的老大国民。显而易见，不彻底地惩戒一下，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制造麻烦。这是东洋和平的癌，实在不堪容忍。
李鸿章不管怎样说是东洋之豪杰，终究是这样的支那人。媾和委员伊藤、陆奥两氏，对他待以前辈之礼，当作东洋之豪杰，以如同对待飞入怀中的穷鸟[18]的温情相待之时，此人搞不好会露出支那特有的本来面目，在归途下关的海上遥遥睥睨东京的方向，吐出红色的舌头，嘿嘿地奸笑吧。这么一想象，就不由得气炸了胸膛。
伊藤、陆奥两氏在当时的日本，是第一流的大政治家。尽管应该不会真有什么疏失，但万一为支那特有的权变所惑，已垂一年的日清战争，就这样意外告终的话，遗憾与惋惜实在是难以言表。在他们思考的时候，只要再加一把劲，国民像国民一样忍耐，军人像军人一样奋发的话，连战连胜的结果是指日可待的。一路追击毫无骨气的支那兵，铁鞭遥遥北指，用不了吹灰之力。用不了半年，就能让四亿支那人在北京城的日章旗之下跪倒了。一口气想到了这一步，真是书生气的想法。这时候，如果能三思而后行就好了，可是已经被激情冲昏了头脑，就这样想下去，甚至想到了采取非常手段。这不是一点半点，而是非常不负责任的。不过，在我的一生之中，再没有像此时一样，全心全意地思考这个不负责任的大事件了。关键就在这里。这是抱着丢掉这条宝贵的生命，成为三尺竿头的曝尸[19]的觉悟的冒险。一旦涉及到本人，不管是怎样豪迈的人，都不能不考量一番。
媾和谈判化作乌有以后，就能进军攻城略地，终成北京城头之盟。这样的话，就是坏事变好事了。我的做法尽管粗暴，也可以确保以后东洋的和平吧。无论采取什么方法，都要把李、伊、陆三足鼎立的谈判中途破坏。除了杀死其中一人，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伊藤伯爵和陆奥子爵都是日本的政治家，不是凡物。如果让他们死去的话，觉得太可惜了。
而李鸿章是外人，不如干掉他。这就是我决意为此凶行的目的。结果与预期相反，成了多此一举，和目的完全背道而驰。
五六年前，我看过日清战争时的旧报纸。有篇报道说，因李鸿章遭难的报告大吃一惊的伊藤伯爵慨叹道：“何物暴徒，若无论如何也要击毙李氏，不若以其凶器毙余，方是正理。”伊藤伯爵真不愧是英雄之质，与我曾经的考量暗合，真是值得欣喜。于是在图书馆的楼上，我一个人不由得会心一笑。
下了破坏李、伊、陆鼎立的谈判，杀掉李鸿章的决心之后，打算偷个闲回老家去一趟。
今天想起来，什么时候下了决心，什么时候没有下决心，这样的界限真是不好辨别的。
今晚想去曲艺场，看看钱包，里面有十钱[20]（那时的进门钱即入场费只要五钱，加上坐垫和火盆的费用，八钱也足够了）。如果是对小先生[21]和圆游[22]的说书有兴趣的人，也想现在就去曲艺场，那么决心就下了。接下来，只要去实行就可以了。今天有老师的送别会，会费预先已经准备了。既然是学生对老师，当然不能不去。
如果是这样的事情，决心也好行动也好，都是很容易的。是怎样考虑的，是什么时候下的决心，这种事情是连本人都不在意的小事，不会费心去弄个清楚。但是，如果是关乎性命的问题，就不是小事了。
无论怎么想，关于杀掉李鸿章这件事，我得痛下一次决心。脑子里浮现出来的，都是杀掉他的理由。不对，不是这样的吧。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，杀人都是非法的行为。一旦法律至上的良心起了作用，脑子里浮现出来的，就都是不能杀掉李鸿章的理由了。还是把这些是是非非都抛开吧，无论如何，自己算是下了决心了。
既然下了决心，就要买家伙了。要远赴广岛的话（当时屡屡有报纸报道以广岛为媾和谈判地），没有旅费也不行。要筹措这些费用，除了哄骗父亲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。而且，到了行动的时候，我就要在三尺竿头的半空被处以死刑了。或者在那之前，便在犯罪现场死在执行警戒的宪兵或警察的刀下了。为了和父亲与弟妹再见一面，从上野乘火车前往故乡的时候，心中还思量着击毙李鸿章之后国内轰动的情形、父亲与弟妹悲叹的样子。这么一想，击毙李鸿章时的痛快，就如梦幻一般出现在眼前了。绞刑架……父亲和弟妹……东洋豪杰的死……伊、陆两雄的失望……国民的轰动……出征诸君的心理状态……美好的尘世……警吏的白刃……二十七岁的死……冰冷的尸体……心如走马灯一般转着，不知已到了终于下定决心的时候。那时还没有怎么清醒地意识到，这就是支那人所谓的视死如归的意气。
记得是在明治二十八年三月四日到七日间（？）回到了老家。这是为了和父亲与弟妹诀别以及筹款，二者兼而有之。
在遵从旧习的我的老家，那时刚过完年[23]，天气还有些冷。我每天钻在被炉里，读着报纸和杂志。陆陆续续地，有各种各样的人来聊天。我的汉学老师，名叫左山文随[24]。这个人的瘦弱远过蒲柳之质，而且由于近视，走路时脚下也颤颤巍巍的，有障碍也不知道避开，是位虚弱的老人。但是要说精神，却是位极其慷慨悲愤的志士。如果我有几分不合时宜的慷慨悲愤的志士做派，那就是先生的真传。
这位左山先生每天早上过来，照例慷慨悲愤地大谈一通，入夜方归。其间，我念报纸给他听。先生的近视很严重，无论如何也读不了报纸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
其中每当念到日清战争的报道，先生总是切齿扼腕地听着。从先生口中道出的战争观，几乎全都和我的意见不谋而合。话虽这么说，如今也不是头一次意见相同了。在我的少年时代，就受了这位先生的熏陶。我的爱国心，是逆时代而行的怪胎。所以，这次我决心使用非常手段，偶然地与今日所谓不合时宜的地方[25]可以找到一致之处。
但是，我见到先生尽管非常高兴，而关于要做的这件事，连片言只语也没有透露，装得像没事人一样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无论先生怎样有着落后于时代的爱国心，如果动手的人是云井龙雄[26]、佐仓宗五郎[27]的话，先生都会拍手喝彩的；而如果是从小看着长大的我，眼下就要有非常之举，被拉到铃之森[28]或者小塚原[29]去曝尸的话，是无法平然处之，口称痛快的。千里之堤，亦不可不慎蝼蚁之一穴。出于这种考量，我一点也没说要干的事情。那时的先生，好像以为大罪人的死刑还在小塚原执行似的。真是位让人觉得快活的村夫子。
有半天没有见到先生了。我独自一人，和平时一样拿着报纸，钻在被炉里头。住在附近的姨夫来了，嘴里念叨着“好冷啊”，就掀开被子钻进了被炉里。顿时，“呀”的一声大叫，直盯盯地瞧着我的脸。
“怎么啦？”我问道。“被炉里一点火都没有，一点也不暖和。比起外面，被炉里反倒更冷，你一点不觉得吗？”说话的当口，还是盯着我的脸。
这位姨夫，是我亡母的妹妹的丈夫，和我不很熟悉，而且只是个既无智慧也无学问的普通百姓，虽说是姨夫，对我也自然是客气得不能再客气了。“就是哪，火怎么没了呢。”我答道，随即命令女佣去拿火来。而他还是充耳不闻似的，盯着我的脸。
后来的三月二十四日，我终于实施犯罪的当天，警察署派了警部和巡查来我家调查我的身世。在我老家这样的穷乡僻壤，他们来得比报纸的号外还要快。
当时是夜里。几个警部和巡查坐车跑到我家，把父亲以下正好在场的家族成员团团围住，通告了我的犯罪概要，调查我回乡时的样子和出发时的情况等。那时，那位姨夫以这句话开头，感叹地说了起来：“哈啊，火都没有的被炉，还能一脸不在乎地钻在里面哪。”我自己在十几年后出狱回乡以后，听到这样的话，确实能回想起以前的这么回事。不过，当时居然发呆到了那样的程度，决意赴死应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六日夜里，我一个人悄悄地祭拜了亡母的墓。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也要到母亲身边去了。亲戚里面，每个人都见了面。父亲很爽快地拿出了二十五元钱，应该是从盖房子的钱里拿出来的，让我觉得很惭愧。加上自己带的八元多钱，一共是三十二三元。在吃牛肉火锅每人只要五钱的时候，这么一笔钱也很够花了。于是，决定七日早上出发。那时，雪末正在纷纷扬扬地飘落。
父亲用一副放心的面容目送着我的背影。年幼的两个弟弟什么都不知道，尽管吃完了早饭，还没有准备去学校，嬉闹地跑来跑去。身为继室的后母，正在做些什么照料孩子的事情。只有十九岁的妹妹，从堂屋里走出十间多[30]的距离到门外，把我送了出来。纷纷飘落的雪，正下个不已。弟妹不知阿兄志，殷勤曳袖问归朝。[31]对这首至今吟诵过不知几百遍，已然烂熟于胸的樱田烈士的诗，此时深感无法理解了。
用非常手段，就需要家伙。用什么家伙好呢？起初是打算用刀的，但如果带着长长的带刀手杖之类的话，恐怕没法凑到跟前吧。如果用短刀，抓住衣襟刺向胸膛，可是想要接近也办不到吧。炸弹不容易入手，而且爆炸的时候难免造成旁人的无辜牺牲。这种种考虑的结果，就是决定。
即使在今天，想要弄到手枪，也得费一番工夫。而在那个时候买手枪，也是不容易的。的商店，就我所知只有横滨的金丸铳炮店一家。于是，只好特地跑到横滨去了。
之前张荫桓、邵友濂等人来的时候，都带着三四十人，弄得像过节一样热闹。大豪杰李鸿章要来，难保不带个几百人。那里面都是清一色的豚尾汉[32]，自然不容易分清哪个是李鸿章。万一认错了，打了哪个无名小卒，就会留下日本天字第一号蠢材的名头了。为了不落到这样让人遗憾的结局，头等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记住李鸿章的长相。去银座问了几家照相馆，马上就找到了。首先烙在我眼中的，是故作和善而不无戒备的眼神。
将不得不杀的仇敌的照片，珍而重之地用几层白纸包好，深藏怀中，然后再为了买手枪前去横滨。
在金丸的店里，见到了各色各样的手枪。叫做“六连发下拉式”的，看上去就很精巧。不过，“五连发上推式”子弹的分量较大。比起较小的子弹，大的子弹应该更有杀伤力，不至于开了几枪还打不死人，于是就决定买五连发了。
麻烦的事还有一桩：必须经过当地警察本部的许可。这事只能自己去办，不能委托别人。无奈之下，含着踩老虎尾巴的心情，走进了阴森森的警察本部的门，去登记了。和负责的警部见了面，一说情况，就被问了各种各样的事情。
在这提心吊胆的当口显得有趣的是，尽管不合我的性格，我却不得不撒一堆弥天大谎了。要是将拙就拙，虽然不一定会出漏子，可万一故事编得拙劣，谎话马上被拆穿的话，别说许可证，一切都完了。说话不巧妙可不行。要顺顺利利地拿到许可证，就必须做到能说服警部的程度。这样耍花招的手段，是我最不擅长的地方。
现在的警察固然是很了不得，而那个时候，无论哪里的警察，讯问的时候也都摆出一副正经八百的面孔，说话冷冰冰地，把人民都当作罪人对待。
这实在是胡说八道吧。飘飘忽忽的一介书生，有什么防身的必要呢？今天想起来，实在是滑稽得很。不过在那个时候，可是拼了命地、绞尽脑汁地说瞎话。
被逼上了绝路，意外地变得胆大包天。撒谎说要旅行，并不是事先准备好的。马上就到春三月了，于是想到了这是养蚕的季节。
我的老家群马县，是养蚕的发源地。不过我从小就来了东京，对蚕业的事情并不熟悉。如果连蚕宝宝的事都问，那可怎么办啊，心中暗自着急。
从说话的语气和神色来看，不像是在挖苦，于是稍微安心了一点。安心了的话，接下来说谎就更容易了。
没有说群马县，而说上州，这是为了容易令人联想到这是蚕业地。这样的灵机一动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巧妙。可是，反倒起了反效果。
“说起上州，那不是蚕业的发源地嘛。难道不去山梨和长野，就没有好办法了吗？”
一点没想到对方居然会说出“说得也是”。警部在此结束了问话，爽快地签署了许可证。
拿到这张许可证的时候，我琢磨了一下自己的打扮，不由得打了个寒颤。好像是赴死装束一般的飞白织[34]夹衣与羽织，白金巾做的宽宽的兵儿带[35]。在那个时候，是不穿裙裤的。鸭舌帽，两刳[36]的萨摩木屐，白色毛线编的又粗又长的羽织纽。看上去简直像个赖账不还的收破烂的。要说是去研究养蚕，简直是笑话。警部是怎么想的才给我许可证的呢？怀里已经揣着写好的斩奸状，这下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。因此，和许可证到手以前比起来，心情反而更沉重了。
把到手的许可证珍而重之地揣进怀里，毕恭毕敬地向警部鞠躬告辞，走出警察本部的大门。尽管应该松了一口气，但是一点松口气的感觉都没有。明明不用拐弯却拐弯，明明不用走岔道却走岔道，就像拼命防止盯梢一样，回到金丸的店里了。
走进店里之后担心的，是万一之前的警部觉得有什么可疑，回过头又担心起来，应该会比我先来金丸的店里。独自磨磨蹭蹭地在街上转了半天，尽力打算甩掉尾巴，这样充其量不过是鼹鼠一般的小聪明，令人禁不住暗自苦笑。不过，幸好没有被盯梢，许可证也没有被收回去。
金丸看到了许可证，二话不说，就把先前说好留下的“上推式五连发”递了过来。外表像银元一样亮闪闪的，很漂亮。
三月二十四日，我犯罪之后，有的报纸刊登报道，说凶手用一柄生锈的手枪开火。可见，记者这号人物当时对手枪的认识有多么幼稚。记者先生是完全不懂手枪的。
凶器入手之后，就想着在哪里试试。要是冒冒失失地开了枪，巨响招人注意可不成。于是就去了浅草，现在的六区[37]。
那时的六区，大部分是草地，那里有打靶店。练了两三天，我要求用真正的手枪试一次，被那家店里像是母亲模样的妇人，一脸害怕地拒绝了。
看看现在的六区，再回想四十年前的六区，完全如同梦幻一般，可以说是有隔世之感吧。伫立在水泥路上，回想我曾去过的打靶场的所在地，完全找不准方位了。也可以说是往事茫茫如梦吧。我要求打靶的时候，脸色惊疑地一口拒绝的母亲的样子，好像是昨夜的梦境，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记忆里。
交情亲密的朋友和亲戚的家里，抽空去了五六家。最后去的，是在马喰町的常磐，姓西口的江户儿[38]的家里。家里完全是江户的风格，家庭成员给人的感觉都很好。
我吃掉的量是两人份以上，好脾气的老婆婆这么笑道。那个老婆婆，还有老爷子，如今都成了故人。至于孩子……说是孩子，已经是四十多岁的男人了。和这些孩子，如今依然往来亲密。
出了西口家，突然想去芳原[39]一趟。这是人生最后的一次了。死前去一次也就甘心了。
坐有轨马车在雷门[40]下车了。不像今天，到大门[41]为止都可以坐电车，得从马道[42]走过去。走到土手[43]的时候，淅淅沥沥的雨，渐渐变大了。
那时的芳原，大门就是一个方口，不像今天那样从哪里都能进去。想着这讨厌的雨，为了找个避雨的地方，跑进了土手有名的金锷屋[44]和薪炭屋之间的哪座房子的屋檐下，避了一会。
那一会儿，一边望着天空，一边盘算着去哪家。书生所去的地方，那时多半限于京町一丁目和二丁目。因为是此生的最后一次，想要找个让自己不留遗憾的美女。松山楼有个叫夕雾的，是被称作五町[45]第一的美女。那时候的人，只要去过芳原，大概都会知道。我曾经去过一两次，有一大堆客人挤在那里竞争，没想到有这么受欢迎。有一家叫相万的，不会在缠头钱上敲竹杠，但是好像没什么美女。河内楼不错，这家是小店里最好的，也有美女，也不会敲竹杠。我曾经去过三四次，也认识江户出身的姑娘。
选好了这家，就叫住了路过这里的车夫。没想到在去这家店的路上想起来，明治廿二年二月，西野文太郎刺杀森文相[46]的前夜，曾经来过这里。同年十月，来岛恒喜向大隈投掷炸弹[47]的前夜，应该也曾登楼。如果今夜我去河内的话，这家店简直就变成杀人犯的诀别之地了。这样的话，老板就太可怜了。
而且，我自己也不想被认为是在模仿西野和来岛。重新想了想，这最后一次不去也罢。还好雨渐渐变小了，于是返回马道，在金龙馆住下了。
这家金龙馆，今天已经没有了，不过在那时的浅草，是屈指可数的高级旅馆。我的一转念，给金龙馆添了不少麻烦。后来听说，觉得挺同情。
奇妙地改变了主意，从芳原回头，记得是在三月十一日的夜里。十二日，终于不得不从这令人留恋怀念的东京出发了。消消停停地在金龙馆吃了早饭，从雷门上了有轨马车。准备去新桥车站。在还没有东京站的那时，新桥站是前往东海道，夸张点说是前往欧美的咽喉要道。
我的决心也下了，准备工作也做了，什么障碍也没有了，什么遗憾也没有了，应该就要轻轻松松地登上火车。不上火车可不行。可是，却做不到。
或许会被笑作没志气吧，不过到了那个关头，我还是踌躇了。和四五个熟人朋友去看了戏，门票加上饭钱，毫不吝惜地花了二十几元，就像天女散花一样。这时，连掏出五六元钱去买到广岛的火车票，都觉得局促不安了。真正令我不安的，并非是心疼车票钱，而是想到一登上火车，就是向前往死亡的旅程近了一步。
虽说已经决心要豁出命来了，但是终究没法轻轻松松地豁出去。临到这个关头的考量，是不掺假的真情流露。
走进候车室，阴沉着脸想了一阵，旋即又急匆匆地走出了车站。没有什么称得上是行李的东西。有一本叫做慷慨诗歌的，是维新前后的志士的诗歌集，此外还有两三本是什么，现在已经记不得了。[48]当天的报纸有五六张，还有一张李鸿章的照片，都用细棉布做的包袱皮包着。毙奸状和手枪揣在怀里。
走过新桥，回到了竹川町，心不在焉，见如不见，闻如不闻，自己也不知道往哪里走，要去做什么，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着。
不知什么时候拐到了银座四丁目，完全没有注意到。只记得好像过了个桥，放眼望去已经走到了歌舞伎剧场前面。抬头一看戏牌，只见一幅广告，上面是第九代团十郎[49]扮演男之助[50]，脚踩老鼠手握铁扇的身形。一幕见[51]的入口正好挂着木牌，说这场是御殿场[52]。这幅广告和这张木牌，就像是倏的一下飘到酒鬼鼻尖的美酒香一样，勾起了我的戏瘾。
急急忙忙地丢出二十五钱还是三十钱来着的票钱，飞奔上了一幕见的三楼。怀里还有二十多元钱，却没有去中庭的方向，而是去了一幕见的方向，这就是迫不及待、头脑发热的证据。比起看入浴的美女看得入迷，泄露了重要的复仇同盟的小山田庄左卫门[53]，总算还能强一点，我曾经这么自嘲。
如今已经亡故的中车[54]，那时的八百藏，演的是八汐[55]。团十郎演政冈[56]，尽管是女子，却如同五十四郡的柱石，是位女中丈夫。他的另一个角色是男之助。看到他瞪着被称作名家的已故的团藏[57]（那时的九藏）扮演的仁木[58]在舞台升降口里冒出的烟雾里飞起，单手执着铁扇，摆出懊悔的架势的时候，我忘了自己是在看戏，与不久的将来的我做着比较，想着一定不能发生万一一击不中，悔恨得咬牙切齿的憾事。真想乘兴一口气直奔广岛，意气扬扬地在闭幕的同时飞奔出场，但是要直接去神户的话，坐晚上十一点左右的车是最方便的。就连看团十郎扮演的细川胜元[59]雄辩滔滔地说服弹正的精彩场面的心思都没有了。
又看了下一场，是《对决之场》。仁木的罪人面目暴露的时候，马上觉得好像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似的，觉得很不舒服。人在过度思考的时候，不管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都会想到自己身上去，很是奇妙。人类真是利己心强的动物。
出了歌舞伎剧场，重又在银座在街头溜达。在新桥附近一家廉价的天妇罗店，把午饭和晚饭一并吃了。离开车时间还早。平日漠然看惯的银座的柳，只有今天看起来仿佛含忧。好像对如今就要唱着“风萧萧”之歌西下的我恋恋不舍似的，柔枝依依地垂着。
鸟森[60]玉之井的传单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尽管今天已经不见踪影了，而在那时是相当不错的曲艺场。小圆游[61]第一次作为压轴出场，给他捧哏的是圆游。
那位圆游，是圆游的祖师爷，鼻子很大，擅长花柳情线]。打发时间，看这个正好。而且，这是欣赏江户情趣的最后机会了。急急忙忙地钻进了玉之井的门口。等到压轴的小圆游出场的时候，我已经忘了自己死到临头，笑得很开心。终究要赶路，等到小圆游的说书到了尾声的部分，没有听就走了。
[63]回去的吧。是伊藤？陆奥？井上？山县？尽管他们旁若无人地在这大路上横行，可是在两周以后，偶然路过这里的一介青年的一击，就要让他们不禁呀地一声惊叫出来，目瞪口呆。想到这里，真是痛快。探手入怀摸到手枪的时候，感觉就像是腰间宝刀戛然有声一样。不知不觉地，觉得气魄让天地都变小了。
到达广岛，已经忘了是哪天了。在那个町的哪家旅馆住宿，也都不记得了。无论如何，记得是在市区的中心。在住宿的三四天中，胸中渐渐变得空落落的。伊藤伯爵不知是什么时候到广岛来了。还是想不起来是哪家旅馆，只记得从旅馆的入口到里面目见所及的走廊都铺着粗糙的席子，可以穿着鞋咚咚咚地走到内客厅或者别馆去。
[64]的秘书官，成天乘车来回奔波忙碌，只要去市里走走，就一定会碰见。然而，根据市民中间的传言，伊藤伯爵下榻的旅馆每夜都会招来几个艺妓，欢声笑语响彻耳际。年轻的我的耳畔，响起了异样的声音。
[65]的房间里受着憋屈。那么，伊藤伯爵又算老几？临此危局，竟然现此丑态！
我甚至想着，干脆先用我的非常手段，血祭这头好色的老狒狒算了。可是转念一想，只会小廉曲谨、谨小慎微的人，不过是凡物罢了，自然不足以担当大事。不管怎么说，今日惟有此人是能够挑起我国大梁的第一人。正是因为有在大本营的天子脚下嬉戏这么一股意气，才能够担当这样的难局。可不能就这么莽莽撞撞地杀了他。而且，我怀里的毙奸状，是为李鸿章而写的。无法更改的毙奸状上面写的是李鸿章，可手枪所指却是伊藤伯爵，如此不免被讥为杀气过剩。杀人的狂热者，不能不自己好好警醒一下，这么一反思，我感到了一阵后怕。
有议论说，即使李鸿章来日本，也应该选择像下关或门司那样靠近国境的地方。这是某位博士的议论，有两三家报纸的社论也这么说，而据说庙议也为之所动，将接下来的会见地定为下关。一心放在李鸿章身上，对李鸿章所在何处一点不在意的我，只要李鸿章在，无论哪里都不得不去。谈判地点终于决定为下关，于是我也终于不得不去下关了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这时，我心里觉得空荡荡的。身在距东京二百里开外的广岛。知己朋友无一人。
[66]或许通汽船，但是没钱买火车票，当然也没钱买船票。就连如今住旅店的钱，都要付不出来了。记得那时是拿从东京出发时穿在身上代替毯子的黄八丈[67]褞袍[68]来抵账，把它交给了旅馆的老板娘。
想来姑且不论山口县警察本部会如何，即使只有内务省的训令，规定的警戒也该够严格了吧。这实在是对交战国显示日本的雅量。即使我有本事混得进去，有工夫开两三枪，也不想落到要打第二枪的地步。否则的话，第一枪打偏了，还要打第二枪第三枪，让外国人看了，会觉得警戒比想象的要松懈。这样的话，煞费苦心布置的警备和一番好心好意，就都被一枪抹杀了。必须做到一击必杀。由于不得不练出用不着开第二枪的枪法，把准备的五十发子弹用来打鸟还不够，连草呀树的，都悉数被当做牺牲品了。
[69]。由此，稍微赚到了一点差价。以三月中旬山阳道[70]的天气，因为里头穿了一件棉毛衫，一点也不冷。但是，这副尊容简直像个卖牡蛎肉的小贩，真是一副寒酸相。估衣铺的家伙，对我的新衣狠狠杀价，却把这么破烂的衣服高抬价格卖了出去。
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回想起来，要是当初卖掉褞袍和羽织，用那些钱坐船该多好。至今算术没得过五十分以上，根本不会算账的我，当时没动这样的念头，真是失策。当然，这么一来虽然不会吃虱子的苦头，可也没法练习手枪了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这种境界即使是王公将相也难以企及，更何况是连夹衣和羽织都卖了的穷书生呢。
[71]，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。廿四日就缚之后，在警察署和预审廷，警部和预审法官都说：“按理说不会不过这座桥。”而我说：“不管怎么回忆，都不记得过了这座桥。”警部和预审法官又坚持说：“除了这座桥之外，没有旅人通行的大路，所以不可能没过桥。”我很强硬地说：“那是座很有名的桥，如果走过，不会没有印象。可是一点印象都没有，一定没走过。”
[72]，是位通情达理的男子。“你好好想想，一定是过桥了啊。”这么说着，脸上笑眯眯的。根据记录员先生的说明，“锦带桥就像三个大太鼓连起来一样[73]，长六十间左右，是广岛与下关之间最大最好的桥。因为在干道上，对旅人来说，是必经的咽喉要道。”还说了这样的怪话：“从来这里的样子看，你很有胆子嘛，不过那时脑子有点不清醒了，糊里糊涂地就过了桥。”就连在预审庭上，都有闲工夫这样不着边际地漫谈。“这么说可能有点奇怪，要是那种桥的话，就算头脑没有注意，脚下总该有感觉，生理器官方面是会留下印象的。可是连这种印象都没有，所以真是没有过桥。我不知道，究竟过桥了没有，对这次事件来说有何种必要搞个清楚。不过，我对这么严重的犯罪的始末，都毫不隐瞒地交代了，至于过没过锦带桥这种细枝末节的事，哪会骗人呢？锦带桥有这么重要吗？”
大正九年秋天，我和友人一起去他的地头游说的时候，专门跑去看了看锦带桥。真是相当气派的大桥。就像太鼓切成两半一样的桥梁，三个连在一起，很有特色。这么看来，如果过桥的话，不管怎样心不在焉，总会留下几分印象。可是一点印象也没有，看来确实是没过桥没错。于是向当地人打听，果然还有别的近道，用不着过桥也可以通过。
在去下关的路上，颁布保安条例的是三田尻还是德山，已经记不得了。忘记的东西真不少，可实际上忘记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不是现在忘记了，而是当时就没有放在心上。在预审这种时候可以一口咬定不知道，而在公判的情况下，多少有些利害关系，要是忘了这个忘了那个，可能算是比较奇怪的行为。但事到如今，不管说什么，也不会担心改回无期徒刑了。
[74]知道的事情自不用说，即使是记忆有点模糊的事情，也想略加夸张地说出来。但是，忘记了的事情，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不过，在行文中如果不确定是哪个地方，可能会觉得不方便，那么姑且算是德山吧，也不会有什么大错。
走到德山，记得是在二十一日。脚底板已经磨出了血泡。因为有阵子没洗澡了，毛孔里塞满了污垢。虱子也渐逞其威猛。心中当然感到了孤寂。即使回想维新志士于穷苦困厄之间奋战快斗的先例鞭策自己，身体仍然感到疲劳。在马喰町的西口家，怎么才吃了两人份的天妇罗呢？要是吃了五人份该多好。如果那时的天妇罗在这里，大吃一顿该有多惬意。这么发着牢骚，愈发感到脚下疲劳的时候，偶然路过一家报摊，买了张卖剩下的报纸来看。
上面用二号活字之类的大号字体印着，下关颁布了保安条例，要害场所都部署了警官与宪兵，警戒之严连一只蚂蚁都不能出入。那时的二号活字，是最能引起读者注意的大活字。再看关于谈判的消息。李鸿章十八日上岸，二十日开始谈判。一开始的议题似乎是停战问题。先达成停战，然后从容不迫地谈判，李鸿章应该是这么想的。如果就这么轻易达成停战，我也不用远道从东京跑来，脚底磨出血泡，穿着破筒袖喂虱子了。已经到了一刻也不能耽误的时候了。站着读了报纸之后，至今为止想忘也忘不掉的疲劳全都忘了，脚下一下子来了劲。
[75]条例。我对当时的保安条例，认为是有害无益的恶法。就算稍微聪明一点，官员那帮人的头脑和野夫也是不同的，就像出行和归来那样不同。从伊藤、陆奥诸公到山口警察当局等人都相信，把保安条例写在大布告上，用巡查、宪兵等的剑光与叱咤就能镇住天下之人。但是，这不过是在威吓那些平静无事的人们罢了。对预先已有觉悟，有着掀起一场骚动的气魄的人来说，是毫无威慑作用的。这种人看到颁布保安条例之类，反而会愈发激起反抗心，想要恶作剧一番。
“看到保安条例的时候，我的心中想着，疲于已垂一年的长期战争的我日本国民，全都盼望和平早一天回复。想要干掉媾和大使的暴汉，大概只有我一个吧。不过，看到保安条例的时候，以天下之广，和我同感的暴汉应该有很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正是因为知道世上有很多暴汉，政府才会颁布这样非文化的条例吧。另外，虽然相对不语，但所感略同的人也有很多。于是，不早点贯彻初衷可不行。说干就干，精神百倍。在二十三日夜里也就是实施犯罪的前夜连夜赶路，走到了下关前面的不知什么町外的田野草地上，只小睡了两个钟头，似醒非醒地迈着步。让我落到这等地步的保安条例，就是只从官吏方面考量，不从野夫方面考量的没有价值的法律。”
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，这一天，实在是无法忘却的重要日子。用旁边流淌的小河的水洗脸擦身之后，夜来的倦意就无影无踪了。以为官吏群集便能吓住轻率者而颁布的保安条例，反而只能挑动有所准备之人的意气罢了。从我自身的例子来看，这实在是靠不住的东西。如果用春秋笔法来写的话，可以说是“政府颁布保安条例，大大增进了小山刺杀李鸿章的干劲”。
[76]去的。如果是去向下关的同方向，应该向西行。但从阳光来看，越来越不对头了。虽然想问个路，但这可是空无一人的山中。
[78]好了。要问人的姓氏就说斋藤或者中村好了，这也是日本国里哪里都有的，即使是神明旁边的拾箭女[79]也都知道。要问去做什么就说是做生意，要问职业就说是书店的跑外伙计，要问从哪里来就说从德山来。如果心里有鬼，一问脸色就会变，显得可疑。所以，尽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撒过什么谎，可今天就要难得地撒个谎看看了。如果中间出了什么差错，那时就要使出最后的手段。好哇，冷静一下，斜过眼瞅瞅检查站的牌子。正要装作若无其事，目不斜视地走过去，果不其然，从检查站里传来了声音：
心理准备当然是有的。应该要说的台词也大概知道了。按计划那样摆出平静的脸色，一走到他们面前，果然按规矩问了去什么地方，职业是什么，昨夜住在哪里。到此为止，都是一板一眼按规矩来的，所以脸色一变不变。而当听到“现在搜身”时，即使有心理准备，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。这样可不行，得尽力平静下来，让脸色像是被问“刮的是什么风哪”一样。
说是搜身，也就是巡查从衣服上来回摸摸罢了。接下来是检查行李。之前在山路上乱闯的时候，怀里藏着手枪，总觉得有点不安，所以把它放进包袱里，与文件和旧报纸混在一起，上面糊了点树叶和泥巴，让它看起来肯定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。因为如此，搜身再怎么严格，也没什么可怕的。但是接下来轮到检查行李了。那个时候，心里觉得真是阿弥陀佛无路可逃了。
[82]波涛之上的船摇曳着，骑乘入海的坐骑晃动着。无论是怎样的射箭名手，射不中都是当然的。尽管如此，如果射不中的话，只能为武艺不精谢罪，当场切腹了。抱着这样的觉悟，闭目祈祷放箭。这段古武士的逸话，著名得不能再著名了。而在这个坛浦，我也遇到了这个千钧一发的局面。后来听说，源平交战的坛浦，是在讃岐的高松，下关的入口显然和那段历史没什么关系。[83]不过在当时，是把这里和那须与市联系在了一起，决心拼一把了。
通过这一手，警部看起来也放心了。巡查在一旁让我把包袱打开瞧瞧，把包袱还了回来。暴露要害可不是儿戏，所以我特意装出平静的样子，哼着轻松的小调，爽快地解着包袱的结子。拿出了那本慷慨诗歌。拿出了两三本杂志。要是当作商业宣传的话，慷慨诗歌会让人觉得奇怪，但在这里发挥了作用。姑且说这是天命吧。而且，警部之前就已经放心了，这样年轻的寒酸商人，应该不在他们眼里。
然后拿出了破烂的报纸。这份报纸里裹着手枪。这时，其实已到了要执行之前在山路上暗地决定的最后手段的时候了，真是间不容发的危机。我心中的苦衷，与秦的殿上，在始皇帝面前展开督亢地图的荆轲的壮快恰恰相反。当手枪的一头露出，被问到这是什么的时候，就要争取迷住警部和巡查的眼睛，抓起手枪冲进热闹的地方逃走。时间差不多过了三个小时。先冲进谈判场所春帆楼，一口气杀掉李鸿章吧。然后死在警察的刀尖上也好，宪兵的枪口下也好，一切就随它去吧。现在看起来，我一定很紧张，好像不想揭开一样揭开了破烂的报纸。一看到里头，警部也好巡查也好，都被它的污秽惊呆了。
[84]里的梅坊主[85]伴着深川[86]跳舞时一样，在头顶上绑了起来。应对警部和巡查的时候，想取也取不下来。就算是明治富樫，要说这个傻乎乎、脏兮兮的毛头小子是行刺清国全权大使的歹徒，就算做梦也想不到吧。
这时钟敲了四点。有人说，李鸿章一行差不多要回到住所引接寺了。看了另一家的钟，结果是三点四十分。尽管不知道是早了还是晚了，但是迟了就糟糕了。这么想着，就顺着人多的方向，什么都不管地一路小跑，奔跑。人群中，混杂着大量警察，这真是出乎意料。真是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放下心啊。西也不知道，东也不知道，只能小心翼翼地朝着人最多的地方走。
呜呼！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以后，随着一声枪响，东洋的伟大豪杰和一点也不伟大的一介书生，就要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这样想着，不知不觉地遥望着东京的方向。那一瞬间，不由得感到了一丝忧郁。如果是有经验的人，大概会理解吧。但是，决心从十天十五天以前开始，已经重复了一遍又一遍，所以心底已经充分沉着下来了。没有害怕的事情，就应该不会显露出什么神色来。
偶然在外浜町的一角占了个好位置。后来知道，这里几乎就在通向李鸿章住处引接寺的道路的拐角上。稍微安定下来以后，向左右看看，在五六层人群前面，警察与宪兵按大约二间一人的密度排开。铮铮的佩刀响，呵斥人群的叱咤声，在支那人看来，这里的严密戒备大概令人感动得为之泪下吧。钟又走了三五分钟。担任指挥的警部们的脸色，愈发紧张起来了。由此观之，谁都能想到李鸿章快来了。人们聚精会神，几万人群静寂无声。孕育危机，心存庄严的人，难道只有怀揣手枪的我吗？
从明治二年出生的二十七年来，期待成为英雄的夙愿；决心中年以后要孝顺，而至今都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孝行为；父亲和弟妹；左山先生和朋友们；云井龙雄和佐仓宗五郎；美人和樱花和日本还有世界，开了这一枪，就要和你们道别了。被笑作狂人也好，被骂作贼子也罢，总之估计不会再被叫作没出息的男人了，这是让我一直苦恼到如今的。就是这一枪，无论如何不能打偏。即使想达到目的，也没有打算向平时从不信仰的祈祷。
李鸿章其人，尽管一见应该就能和别人区分开来，但万一认错了人的话，可就没有机会弥补了。等到在照片中见过的眼神从记忆中浮现出来，很快就有看上去是支那人的十名男子列成两行，从道路的正中静悄悄地走了过来。这大概是前卫吧。接着可以看到，像是我国的御與一样的有屋顶的轿子过来了。前面每根杠子两人，共四人；后面每根杠子两人，共四人，总共由八人来扛。作为轿子来说，不那么气派。这是李廷芳还是李经芳来着乘坐的，李鸿章应该在这后面。近了，更近了，放眼看去，轿中的人物，正是在照片中见过的李鸿章其人。
[87]，惟直视而已。李鸿章乘坐的轿子渐渐走近了，只隔了不到二间的距离。
这是一生之中惟此一次，不会有第二次的大冒险。平日里笨手笨脚的我，居然身手那样敏捷，从并肩而立的警察和宪兵之间，倏的一下穿了过去，冷不防地冲到了轿子前面，左手按住轿杠前端，心中默念“国贼天诛”，右手全力伸出，使尽全身气力，瞄准李鸿章的胸膛与咽喉之间，扣动了扳机。砰的一声大响，在打破场面的静肃的一刹那，咻的一下传到了抓着杠端的左手上。李鸿章确实倒在轿子里了。就在这觉得可以安心了的时候，我的脖子、手臂连同身体，被几个警察和宪兵用捕绳捆得横七竖八，连衣服的本色都快看不见了。
[82] 寿永四年（1185）2月，源义经率军追击平氏的军队，在讃岐国屋岛（在今高松市）爆发大战。据《平家物语》记载，在黄昏的休战期间，平氏军派出一名美女乘坐小船，以长竿端头的扇子为箭靶挑衅源氏军。源氏军的猛将那须与一（小山写作与市，误）骑马蹈海，在40间（约合70米）的距离上一箭射落扇子，赢得两军喝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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