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2年3月5日的旅顺港，寒风刺骨。日本宪兵肃立在街角，一口装饰考究的灵柩由白旗后裔抬着缓缓驶向白玉山麓。围观商贩小声嘟囔：“这位死的，可是那位‘肃亲王’？”在异乡，善耆的葬礼冷清又张扬——冷清在于当地中国百姓无意吊唁，张扬则因日本当局下令全城降半旗。
出生于1866年的善耆，是肃亲王第十代，也是末代。少年时他受的是传统八旗教育，成人后却迷上西方海军新技术，甚至自己拿俸禄添置了几台新式火炮。1903年，清廷推行“新政”，他被视作肯动脑的旗人，在京津一带颇有口碑。那几年，善耆同汪精卫、张謇等改革派喝茶议政，经常自诩“惟愿变法而非革命”。表面看，确有几分开明。
局面在1911年骤变。武昌枪声传来，朝堂哗然。载沣求助各路王公，善耆却纠结于要不要硬撑。11月，他支持组建“宗社党”，主张保皇，“满蒙一体，誓护帝统”，却对革命各省的通电假装听不见。此时的北京城，连守军都在打探“这回大要完了吗”，善耆却写下一句自勉诗：“干戈未靖不可弛。”那股子执拗，令人错愕。
1912年2月12日，退位诏书印玺待盖，王公贵族几乎全体签字，只有善耆断然拒绝。他抬头看着朱批，沉声说：“吾不附共和。”据侍从回忆，屋里顿时落针可闻。两天后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。善耆当夜携家眷潜离紫禁城，2月18日到秦皇岛，再由日本军舰护送至旅顺。同行的川岛浪速默默记下全程，随后向关东都督府报告：“此人可用。”
落脚旅顺后，善耆靠川岛每月三千银元的接济维生。钱不算多，但足够供养这一百多口子。为了表“忠诚”，他在1912年7月底得知明治天皇驾崩，立刻披麻戴孝三日，并在王府设灵堂，焚香叩首。旅顺街坊传得火热：“他为天皇守孝，比为自家祖宗还殷勤！”
生活费要继续来，日本人自然得看到实惠。1913年起，善耆把满蒙分离、清室复辟当成唯一出路，向东京递交多份请愿书，提出“满蒙王公自治构想”。关东军参谋本部认可其利用价值，却又担心他无军权难成事，于是建议先扶植下一代。善耆想得更远——若自己一时不能“复国”，便让子女去国外深造，将来再起波澜。
38个儿女分批离开中国：长子溥伟去德国学骑兵战术，次子溥伦赴英国研究炮兵，余下儿子被送往早稻田、庆应、东大等校。女儿们也有分工——大女赤瑆被安排住东京学日语，二女显玗，则被川岛浪速正式收为养女，改姓川岛。那一年显玗只有六岁，发髻还梳着满清传统双挽髻，她怯怯问父亲：“阿玛，我要换名字吗？”善耆只回了一句：“听浪速先生安排。”寥寥八字，等同判定此生归属。
川岛芳子，这个新名字后来成了侵华史上的毒瘤。1925年起，她跟随关东军游走东北草原，结识蒙古王公甘珠尔扎布；1931年指认东北军部署，协助日军炮轰北大营；1932年配合土肥原贤二策划“满洲国”成立仪式；抗战全面爆发后，更化装成男装骑马冲进平津，打着“特务机关”旗号抓捕抗日志士。她自夸：“我只是继承父志。”事实正是如此——临终前，善耆召集仍在身边的子女低声嘱托：“不准为中国效力，凡我爱新觉罗后裔，当记此语。”此语至今刺耳。
善耆寄望海外子女能扳回政局，可现实冷酷。1915年、1917年两次“满蒙独立”鼓噪先后破产；1920年起，日本国内政坛更迭频繁，旧贵族用完即弃的倾向日显。善耆经济拮据，只能典当珠宝，一度靠出卖家传宋拓碑帖换钱。1922年2月，他患急性肺病，身边随侍向川岛浪速发电报求医，但东京回电道：“良药无补于大势。”于是，49岁的他带着不甘咽气。
善耆身后事由关东军包办，日本人给他上了“东亚和平先驱”的荒诞称号，却没在墓碑提一句清朝。子女们航班火车赶来吊唁，川岛芳子在棺前敬酒，低声说：“父亲，芳子记得‘满蒙之大业’。”旁听的溥伦轻哼一声转身离去——兄妹间也难掩裂痕。
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，川岛芳子作为特务猖獗一时；1945年日本战败，芳子在北平落网，1948年3月25日被执行枪决。枪声回荡正阳门外，观者无不摇头：“善耆的女儿，终于偿债了。”其他子女大多或淡出政界，或混迹海外，终其一生再未回到故宫的一砖一瓦。
善耆在世时常言“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”，讽刺的是，他自己用尽后半生践踏这句箴言。他的开明只停在口头，他的复辟则植根他人苦难。38个子女被当作筹码，最终没有一人替他实现“复国梦”，反倒令surname染上屈辱。历史记录下他的归宿——一个迷恋旧梦又误判时代的王公，在异乡走进迷途，直到生命终点仍拉不下面子正视脚下土地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